万历十五年
自序
可知 “民穷” 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 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
第一章 万历皇帝
因为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
高拱瞧不起万历是被冤枉的，但他的政治成果没有名留青史却不冤枉，因为他没有正视自己的处境和明朝的国情。 首先，高拱被定罪的那句话（或者说：被张居正篡改的那句话）在明史（列传101卷，高拱等人传）中是这样记录的：“初，穆宗崩，拱于阁中大恸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恸：大哭】（明穆宗隆庆刚驾崩时，高拱在内阁中大哭着说：十岁的太子，如何治理国家？”只从这段话，我看到的是一个忠于自己国家的高拱，在考虑江山社稷，也可能是一个对自己学生不舍的高拱，叹息他的学生隆庆寿命太短，叹息他还没来得及在学生隆庆的欣赏下准备干出一 番事业的高拱。 所以仅根据明史中，高拱说出这话时的情形和时间分析，他没有如《万历十五年》中划线这段话分析的那样：他瞧不起万历。但这句话到了张居正和冯保的嘴里，就变了味：明史列传193卷:“保谮于后妃曰：“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冯保跟后妃诬陷高拱，说道：“高拱觉得太子才是个十岁孩子，怎么能做一国之主啊？”）【谮：诬陷、说别人坏话】既然明史承认，高拱被定罪是张居正和冯保通过篡改他说过的话而诬陷高拱觊觎皇位，有非分之想，但为何高拱的政治成果几百年没有被重视，甚至就此被淡忘，而张居正也没因为此事摊上个“小人”的罪名呢？
1.因为高拱扳倒了徐阶，徐阶是“好人”，所以高拱是“坏人”。首先对于【徐阶提拔高拱，高拱却不领情】这一说法我会在下一篇分析。其次， 历史上对于“好人”和“坏人”的定义取决于TA的决策和行为对朝代和帝王家的影响，至于这个人是不是高风亮节拥有美好品德，至于他对黎民百姓的贡献有多少，说实话没那么重要。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是一句propaganda。所以严嵩贪，是罪加一等，徐阶张居贪，是功大于过。所以夏言不结党营私，直言敢谏，但远不如不择手段清除异己、钳制言论的张居正名垂青史。所以，高拱呢？ 高拱任首辅时间虽短，却做了不少大事，编写官员簿，每一位官员的家底人际关系列的一清二楚，只要有人下台，可以立刻找到能才之人顶上。除此之外，肃清贪官时，也可以根据这本官员簿顺藤摸瓜，牵扯出利益集团。最后，高拱用人眼光毒辣，为大明挖掘到不少人才，而且他的用人准则只有一条——唯才是用。纵使是贪官，也无妨，只要能用好用，就用。
2.高拱的改革，对于 万历年间的明朝国情治标不治本，他没有找到拯救国家的命脉。肃清贪官、修缮水利、整顿边防没办法挣钱，就算水利做的再好，还是没钱，就算边防安顿的再好，也还是没钱，贪官打了一两百年，就算再怎么肃清，春风一吹他们又生。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我想搞政治也是这样，混不行，尽职尽责也不够，只有在盛世时推动时代发展，逆境时救国家于水火之中，才会青史留名。
至于为了苍生，为了黎民百姓，政治呓语罢了。 3.高拱不符合帝王的利益，他为了完成改革而对专权的渴望已然威胁到皇权，就算他的政绩出色，王朝历史不允许他成为一个好人，而像张居正这样尽心尽力辅佐皇上，忠心教导一个年幼的天子，才是帝王家想要看到的托孤将相。有人说高拱提议权归内阁，是在架空皇权，让万历变成虚君，或有意推选其他藩王，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明史列传193卷:“（冯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宦官” （冯保伪造皇帝遗诏，与内阁大臣同受命辅政，称为“顾命太监”），鉴于高拱足够了解隆庆，所以我相信他当时猜得到，这份遗诏可能被修改过了。再加上高供作为自己学生的托孤将相，我想不出理由，也找不出证据能证明他有再立藩王的意思。宦官干政，后患无穷，万历的叔伯爷爷朱厚照身旁的刘瑾就是前车之鉴，（站在高拱角度马后炮说一下，万历孙子朱由校搞出个魏忠贤，宦官干政真的误国），所以他提出权归内阁，我想其实是在阻止权利落入宦官之手，但至于他有没有私心，想借此权倾朝野，我不得知，但我知道如果真有那天，阁权大于皇权，明朝的走势完全取决于高拱的个人品性，而且无异于是统治者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光是万历的定时炸弹，更会是后代帝王家心中耿耿于怀过不去的一道坎。
4.高拱缺少一点审时度势。隆庆在时，高拱自然“得宠”，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有着隆庆的信任做改革时便可以如虎添翼。万历的老师是张居正，所以万历即为时，张居正便是有大树的那个人，高拱却熟视无睹，还在把高仪和张居正当小啰啰，在朝野中专横跋扈，贪权。隆庆在位时，他自然也引得其他人不满，只不过没人敢动。万历即为时，没人再为高拱撑腰。
他是能才，却不是一个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人。他也想干出一番事业，但他没有摸清万历年间明朝的命门——没钱，所以他任首辅时，虽然有不少贡献，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足为奇”
据说，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总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
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张居正一案已成过去，他现在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年轻的皇帝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其暴露各人的阴，毋宁提倡他们的阳。正因为如此，他被很多人目为放弃理想以妥协为前提的政客。然而还有人比他更为务实，认为所有伦理道德全是空中楼阁，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和一种装饰。对这种看法，申时行也不能同意。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 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
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
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但是他却不能以身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 ，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 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建堤束水，以水攻沙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道德模范
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
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 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 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
（妥协）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